原标题：[2017年第91号]任远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

  我国正在经历快速的城镇化发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出现深刻的经济结构非农化转变。但由于户籍制度及农村土地制度、城市内部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因素，农村劳动力表现为暂时性迁移、循环性迁移，在城市非永久性定居，并在年龄较大时返回农村。随着1980年代以后的第一代农民工逐步进入中老年，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从流入地向流出地回流迁移的“逆迁移流”现象表现得更加明显。

  城镇化是城镇部门扩张和乡城迁移的过程，针对农村劳动力“进城”的研究比较多，对“回流现象”和“回流效应”还缺乏足够的研究。本研究将利用复旦大学人口所在2013年对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开展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调查”数据，分析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返乡回流的原因，以及讨论回流对发展的效应，并从外出劳动力回流的角度进一步思考我国的城镇化和城乡发展的动态过程。

  本研究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从劳动者微观行为角度分析影响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原因是什么？二是讨论劳动力回流迁移对流出地发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基于对劳动力迁移行为的新古典经济学机制和新迁移经济学机制的有关讨论，本文认为外出劳动力返乡回流的行为决策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共同作用的结果。

  所谓“被动回流”，主要是从流入地的排斥性角度理解外出农民工的回流迁移。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被动回流是乡城迁移的没有完成，是失败的迁移。据此，本文将主要验证如下假设：

  新迁移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强调迁移者实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主动性，认为迁移行为是迁移者根据家庭利益整体决策的结果。本文将这种基于新迁移经济学机制的回流迁移，界定为“主动回流”。据此，本文将验证如下假设：

  （2）外出劳动力的家庭如果有留守的共同生活的亲属，包括有留守的父母、配偶、儿童、兄弟姐妹等，他们更有几率发生回流迁移；

  （3）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家庭如果在流出地有数量较多的农地，他们更倾向于发生回流迁移。

  （4）外出就业劳动力家庭的农地如果发生了流转，他们会有更小的概率发生回流迁移。

  乡城迁移本身是一种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积累的过程，因此，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带来劳动力回流、人力资本回流和经济资本的回流。据此，本文提出两个研究假设：

  （1）较之于从未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回流的劳动力更有可能从事非农经济就业；

  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中有过外出就业经历的人口占比为65.7%，外出就业的劳动力中40.5%已经返回农村。回流迁移的劳动力年龄集中在31-45岁，占所有返乡劳动力的47.3%；回流迁移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略低于仍在外务工就业的劳动者，但高于从未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劳动力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低于仍在外务工就业的劳动者，高于从未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劳动力已婚比重更高，在农村中有配偶、子女等共同生活的亲属的比重高于未返乡的劳动力。回流迁移劳动力的家庭耕地数量比未返乡劳动力更多，农地流转的情况更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最根本原因是农村家庭中缺少劳动力、家庭中有需要照料的共同生活的亲属，这两个原因分别占返乡原因的38.8%和24.9%；因在城市就业和社会融入遭遇困境而返乡的劳动力占18.1%。这一些数据说明“主动回流”和“被动回流”对劳动力回流迁移都具有影响。

  首先，家庭中缺乏劳动力对促使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非常显著，如果家庭中除了被调查者外无另外的劳动力，劳动力回流的概率会明显提升。其次，家庭土地数量较少，或者农地如果发生了流转，会显著减少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可能性，这说明农地和户籍身份的挂钩会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永久迁移的实现。同时，我们对外出劳动力与家庭生活的社会关联进行了考察，模型显示，外出劳动力的父母在农村对劳动力的回流并没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当父母为大于80岁的高龄老人时，劳动力返乡的可能性才会有所提高（模型3），这说明对老年父母的养老会影响劳动力的回流迁移。同时，如果配偶在农村，以及家庭中有18岁以下孩子在农村，外出劳动力会呈现出更高的回流迁移概率，尤其是家里有未成年的孩子留守农村，劳动力返乡的可能性会增加近十倍（模型3）。是否有兄弟姐妹在农村，对劳动力的返乡决策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了农村劳动力是否返乡更多是基于核心家庭而非扩展家庭的决策。而且某一种意义上说，在流出地农村有兄弟姐妹，可能会增加农村中的劳动力，构成对家庭养老和亲属支持的替代作用，可能反而会减弱劳动力的回流迁移决策。

  综上所述，新古典经济学视野下劳动者关于收入、就业机会的不足和保障制度的排斥影响回流迁移决策，以及在新迁移经济学视野下由于劳动者家庭劳动力状况、土地资源禀赋和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共同生活的亲属留守状况等因素也影响劳动力的回流迁移。这两方面的作用同时发挥作用，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回流是在“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两种机制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调查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目前在农村的所有劳动力人口中，回流迁移的劳动力占43.7%。农村中的劳动力有43.71%从事非农业生产，其中回流迁移的劳动力相较于未曾外出就业的劳动力更多集中在非农产业，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占55.8%，高于未曾外出就业劳动力的34.3%。进一步看，目前在农村的劳动力中有创业意愿的占12.8%，而在回流迁移的劳动力中这一比例达到15.7%，明显高于未曾外出就业劳动力的11.2%。

  劳动力非农经济就业模型显示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后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概率明显高于未曾外出就业的劳动力。我们也发现，教育程度更高、参加过非农职业培训、家庭劳动力数量较多、男性和未婚劳动力有更大的概率从事非农经济活动。劳动力创业意愿的模型也显示出回流迁移的劳动力较之于未曾外出就业的劳动力更有可能进行创业活动，返乡劳动力创业概率高出未曾外出就业劳动力20%。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对劳动力的创业意愿也起到了很明显的推动作用，教育水平的提高、非农职业培训都明显提升了其创业的可能性。

  因此，回流的劳动力在城市的就业经历使其有更多接受职业培训和提升技术、能力的机会，迁移增强了他们的社会网络和商贸渠道，外出迁移劳动者的经济财富积累使他们有更大的投资能力，这些有助于其在返乡后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更加倾向非农就业，也更加有助于其在农村实现自主创业。这使他们在迁移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积累转而在回流迁移中构成了人力资本的补偿，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额服务业发展，推动非农经济的发展，反映出劳动力回流迁移对农村地区实现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带来的积极作用。

  农村劳动力的回流并不能简单被认为是“失败的城镇化”，或者是“被动回流”。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家庭劳动力分工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中高年龄劳动者的返乡回流是其迁移策略完成的结果。农村劳动力的回流迁移客观受到农村家庭生活的牵引，受到农村的养老、夫妻团聚和抚养子女等家庭生活的影响。同时，返乡回流能够补充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家庭具有更多耕地的劳动者则具有更强的返乡概率，从而发生了农地流转家庭的劳动力返乡概率则会降低。在这个意义上，外出劳动力的回流迁移是考虑农业生产、家庭生活、土地安排和未来创业等因素的“主动回流”，劳动力回流是“被动回流”和“主动回流”相结合的过程、是劳动力个体决策和家庭决策的综合过程。

  返乡和回流是有效的城镇化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人口迁移潮流背后，都客观存在和必然存在着一个内含着的“人口逆迁移”潮流。这个内含着回流的迁移流动，也具有其“回流效应”，对农村发展、家庭福利和城镇化过程发挥作用。

  我们要认识到农村人口迁移进入城市和逐步的提升城镇化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主轴，但是，只看到农村劳动力迁移进入城市的城镇化发展是“空想状态的城镇化”，或者是只看到城镇化和城乡发展过程的一个侧面。农村劳动力的返乡和回流也同时构成城镇化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劳动力的回流迁移固然受到城市体制的阻碍、受到农村体制的束缚（例如农地制度），但是回流过程也发挥着促进农村发展、支持家庭生活安排和内部分工、促进农业现代化、带动非农经济和农村中的经济创新，充分的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活性和弹性。这些积极的“回流效应”，有利于实现城乡一起发展、支持持续的城镇化进程，并支持宏观城镇化的空间平衡和城镇体系发育。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同时充分的发挥“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应该通过发挥“迁移效应”和“回流效应”机制来推动城镇化发展，促进城乡一起发展，在鼓励劳动力市场流动性的过程中，将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不断推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文章来源：任远,施闻. 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和回流效应[J].人口研究,2017,41(02):71-82.